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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白鹿原》其实是一部以儒家文化为内涵的史诗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0-03-11 18:32

《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就以此书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93 年 6 月出版单行本至今,相关的讨论文章不断出现,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论者对《白鹿原》的评价,普遍认为它是一部成功表现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民族秘史”,而《白鹿原》所承载的丰富儒家文化内涵及作家陈忠实在此书上承载的对儒家文化命运的思考,也成为时下诸多研究者极为关注的论题。

《白鹿原》的写作背景是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段时期的关中平原——一片典型的农耕土壤上发生的以白、鹿两家为集中代表的,在时代变迁中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模式的变化,关中平原可以说是典型农业大国——中国的缩影,无疑,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潜移默化而深刻的影响,并沉淀为他们身上所承载的,特殊的文化品格和心理定势。

耕读——儒家文化诞生的土壤农耕文明不仅是儒家文化诞生的物质基础,更进一步协助并参与到儒家文化体系及这一文化内涵的形成与构建的整个过程中。

白鹿原位于关中地区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因处于北萧关,南武关,西大散关,东潼关和函谷关之中而得名。又称渭河平原、关中盆地,系地堑构造盆地,由黄土堆积和河流冲击而成,土壤肥沃,是农耕核心区。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是生活在关中地区农村的农民,小说在农耕这一大背景下,展现了关中农民的生存状态及文化心理特质。

中国是一农业民族,这是由中国远古祖先聚集的地理区域和自然环境决定的,中国远古祖先生活的长江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宜耕种。而农业耕种的特点决定了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满足温饱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农业“不务则惰,惰则废,废则旷,旷而民至游矣”。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农业社会,农业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不仅可使人们食饱安居,对整个社会及统治秩序的稳定更是意义重大,“专力于事曰务,辟土植谷曰农”。农业社会以务农为本有其深意,白鹿原这片以农业为生,以农业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土地与中国人原始的生存方式恰恰一脉相承。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白鹿原上的人们形成了农业社会里自成一体且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他们不仅依赖这片土地的收成生存延续,更对这片土地充满了热烈而真实的爱和崇敬。

“中国以农立国,以耕稼为业。五谷百蔬,瓜果虫鱼,牛羊鸡豚,无日不与生命为伍,亦无日不赖生命以为生。其四维之生命,即其己之生命所依存。故其与四维之生命,乃无不亲之如家人,爱之如手足。以耕以耘,以抚以育。其视宇宙自然界,乃亦如一生命界。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属生命皆从天地自然中来。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土之培植,水之滋润,自然界之护养群生,可谓无微不至。故其仰天俯地,亦如一家四邻之和睦相依,以共维此生命”。“耕种稻麦蔬果,蓄养牛羊鸡豚,又凿池养鱼,在其观念中,各业总为谋生,实成一体,无多分别”。农耕作为一种求生手段与方式,已然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也就决定了农耕文化下滋养的人们与土地天然的亲近与崇拜,土地与人的生命个体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系统,固然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家庭生产模式。农业社会里,农耕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们生于斯长于斯,通过这片土地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获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充盈,并潜移默化形成统一的生命观、价值观。

年事已高的秉德老汉(白嘉轩的父亲)干农活时的精神状态,不仅仅是农作劳动中的踏实、欢乐还有农耕收获后的希望与满足,所有这些,转变为不知疲倦的耕耘。换地一章中,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土地的了若指掌,不仅是对自身财产的精密管理,更浸润着对养育祖祖辈辈数代人土地的崇拜与深情。象征着财产所有权的界石和垄梁被挖起铲平,土地不再仅仅是满足人温饱需求的必要物质基础,更凝结着祖辈数代人的默默耕耘,辛苦劳作,乃至成为整个家族勤俭持家品格的明证,展现家族雄厚财力的同时也成为整个家族的“门面”,是财力、地位、家族品格的具体承载物。

男耕女织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庭生产模式,白嘉轩和鹿三忙于地里的农活时,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和妻子仙草纺线的声音此起彼伏,“把沉稳和谐的气氛弥漫到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劳动的安心以及这种古老的劳作方式承载的幽静、贤淑而深远的文化特质让人心理愉悦。“百亩之田,五口之家,既得安居,又可传之百世,生长老死,不离此土,可乐益甚。所谓安居乐业,惟耕稼始有之”。这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完整的生产体系无需向外求助,只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安心劳作就可以满足人们日常所需,其稳定性、传承性和完整性决定了人们生活的安稳、充裕和心理上的自足感、成就感。

断了腰后的白嘉轩稍微恢复以后,便跑到田地里劳作,“想攥一攥犁杖光滑的扶把,想踩踏踩踏那翻卷着的泥土,想放开喉咙吆喝吆喝牲畜了。”断了腰后的白嘉轩实际上是想通过“重操旧业”,找回自己曾经的生存方式,找回自我生命存在及生命价值最真实明确的证据,更想从农活这一曾经的生命存在方式上重新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充实,向自己证明,也是向全村人证明——即便断了腰,族长白嘉轩也不是废人,也还能和以前一样耕种拉犁,也仍旧能够承担得了监督、促进整个白鹿村发展的重任。这一证明通过依然强盛的劳动能力得以完成,本被“残疾”打破的心理平衡通过农耕活动得以复位,农耕活动也通过满足人的生存与心理需求而与以农业为主要活动的人们的整个生命融为一体。

读书的精神诉求士农工商是中国古代社会四大阶层,农民身份且为村长的白嘉轩对读书人——姐夫朱先生本就敬重,他断定朱先生是一位圣人,认为朱先生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倒不是白嘉轩想让自己的儿子通过读书也成为朱先生这样的高人,仅仅是最原始最朴素的想法——“知书达理”的潜意识,也足以让家境殷实的白嘉轩支持两个孩子读书。为方便全村孩子读书,白嘉轩带领族人在祠堂里修了学堂,并在朱先生推荐下聘任徐秀才为先生,朱先生和徐秀才都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此举也可看出白嘉轩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弘扬。即便对在自家做长工的鹿三儿子——黑娃,白嘉轩也自愿出资供其上学,同样源于 “知书达理”的朴素认识。

因种植鸦片发了家的白嘉轩整修旧屋时,整个门楼只保留了原先的一件东西——“刻着‘耕读传家’四字的玉石匾额”,“耕读传家”是中国最传统的价值取向。耕种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读书则是人们精神追求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鹿家老太爷以勺勺客发家,即便家财万贯,老太爷谢世时,仍留下让子孙后辈考取功名,才能在自己坟头上放炮的遗嘱,在他们的观念里,这是能够“光宗耀祖”的唯一方式。从鹿子霖给儿子的取名、不遗余力送两个儿子上学、对儿子们在上学事情上的严格要求上,都可以看出对祖先这一夙愿的继承。

“白鹿”意象——崇天敬地的图腾信仰连死了六任妻子的白嘉轩大雪后本想找阴阳先生“看风水”,却阴差阳错在鹿家慢坡地里发现了白鹿,白嘉轩回家后便谋划着如何神不知鬼不觉把有白鹿“滋养”的鹿家慢坡地换到自家来,白嘉轩请冷先生为中人主持两家换地,为不引起鹿子霖怀疑,白嘉轩哭诉着“家父暴亡妻子短命家道不济”的惨状,自导自演一场换地“大戏”,母亲白赵氏第二天听说儿子竟不与自己商量独自与人换地,跑到冷先生那哭得死去活来,无意间做了儿子的“帮凶”——打消了鹿家的疑虑,白家换地实非阴谋而确实是白嘉轩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成功换地后,白嘉轩将父亲的坟挪到白鹿所处位置,从此顺风顺水,白嘉轩通过种植鸦片重振因频繁娶妻一蹶不振的家族经济,人丁渐渐兴旺起来,从爷爷辈一脉单传的情况变为三儿一女。有了白鹿滋养的慢坡地,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文本一开始就罩上了奇幻的神秘色彩,白鹿也因此成为祥瑞之兆。此外,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也在于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毫无瑕疵的“高大全”村长,他也有自私、狡诈的一面,也正因为他的城府与“算计”,让他成功地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完美“领导干部”形象区别开来,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比较饱满也相对真实的人物形象。

政治信仰与文化精神的象征白灵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反叛者的身份定位出场的,也是文本中除朱先生外与白鹿联系最为紧密的人物。刚上学没多久的白灵写得一手好字,潇洒豪放的字体让白嘉轩联想到慢坡地里的白鹿。白灵和白鹿的相通之处就在于纯洁无暇,有灵气,生命力旺盛。后来,白灵在教会女子学校第一次听到“上帝”这个陌生的名字时,就同时想起了白鹿。这里白鹿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它象征着东方文化信仰,而在白灵眼里,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全身雪白的白鹿跑过的地方麦苗变绿了,浊水变清了,残疾人变健全了,丑姑娘变美了。奶奶眼里的白鹿仍是给予人们希望和美好的祥瑞象征,而奶奶在这里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奶奶是白灵的祖宗,也给了白灵最初的“启蒙教育”,是孕育者和启蒙者的双重身份。白鹿这一文化信仰就是通过“奶奶们”——这一真切存在并作用于生活各个方面的鲜活媒介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种文化信仰所崇拜的是白鹿的生命力及它“化腐朽为神奇”的强大“超自然力”——白鹿全身雪白,它飘过的地方全是一色绿的麦苗,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瘫痪瞎眼老人变得健全,秃子长出头发,丑女儿仙若桃花,白鹿可谓造福一方的神灵,灾荒瘟疫和饥馑年代,雪白的神鹿成为人们熬过痛苦岁月的精神寄托,白鹿带来“五谷丰登、毒虫灭绝、万家康乐”的太平盛世。白灵牺牲的那天,白嘉轩和朱先生做了同样的梦——白鹿向两人飘来,白鹿眼泪汪汪的,慢慢的,白鹿和白灵融为一体。此外,与白鹿融为一体的白灵牺牲,意味着革命的复杂性,危险性。

镇压田小娥鬼魂的六棱砖塔南北两面分别刻着两只憨态可掬的白鹿。这里白鹿又是正气、圣洁的代表,它不容许一点点杂质的渗入,尽管对追求基本生存权利的田小娥未免残酷,但白鹿村人作为一个集体站在对有道德污点的田小娥人人得而诛之的道德至高点上,尽管不是所有蔑视、斥责田小娥的白鹿村人都是绝对“纯洁”的,但田小娥作为一个个体冲撞了整个白鹿村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底线,其悲剧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白鹿成为人们理直气壮“泯灭”人的正常生存欲求强有力的道德工具和绝对纯洁、正直、毫无瑕疵的文化符号的象征,白鹿村人以白鹿为工具对田小娥“冤魂”的镇压力量之大可以想见。此时的白鹿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祥瑞之兆,而被白鹿村人赋予更具体的道德力量,成为惩治违背白鹿村人集体坚守的道德标准的“利器”。

最初认出白鹿的是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朱先生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文本中是白鹿的化身。一方面,朱先生平生解人之惑、救人之难的“好生之德”与白鹿滋养这片土地一脉相通;另一方面,白鹿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朱先生致力于坚守和弘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临死前的朱先生头发几乎全白了,快“成了一只白毛鹿了”,朱先生不语离去的同时,朱白氏“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白鹿在朱先生身上又表现为一种文化生命力,白鹿可以保护着原上的所有生灵,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发展、繁荣;深层来讲,这是文化浸润人心的力量,潜藏于人们心理层面深处的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对受这种文化滋养起来的民族有着极其强大而难以抗拒的向心力、凝聚力,文化的延续以及文化对人们潜移默化的人格塑造和形成,带给人们稳定却也封闭的社会秩序、生活内容和生命轨迹。

随着朱先生的离去,白鹿也消失不见。作者对白鹿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朱先生作为传道者任重道远,然而在时代的改变,传统社会秩序逐渐崩塌的残酷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力量却如此脆弱,它已经无力挽救行将瓦解的统治秩序。随着现代政治的强势介入,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状态、思维模式、价值取向、文化信仰以及整个白鹿原原有的文化结构也必然受到影响。

“半生糊涂”——后来跟随朱先生皈依传统文化的黑娃的悲剧命运加重了传统文化面对现代政治的无力感。黑娃成为“革命投机分子”——白孝文的政治牺牲品,白嘉轩去看将被枪毙的黑娃,瞅见“儿子孝文,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场景头一眼就瞅见黑娃焦躁干裂的嘴唇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黑娃瞅见他的一瞬间,垂下头去,一滴一滴清亮的泪珠儿掉下来。”儿子县长的位置或许正是白鹿的滋养,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正是宣告了白鹿精神的覆灭,白鹿到头来滋养的竟是一个并非真心忠实于革命的投机分子,相反,真正的起义发起人黑娃却成为白孝文谋取辉煌政治前景的垫脚石。

白鹿村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没有明文规定却人人心中认可的族长管理责任制——传统统治秩序里最基层的一环,作为白鹿村的最高权力统治,族长不仅决定着村内的一系列大小事务诸如修筑村里“基础设施”、惩处村人“非礼”行为、负责村民的道德教育,还对村民的错误行为负有惩治责任。

一、日常事务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方便村里孩子上学,白嘉轩提议在祠堂里修建学堂,在得到与父亲同辈的鹿恒泰的认可后,白嘉轩带领族人动工。这里表现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尊长”意识,更深一层是中国传统文化习惯里晚辈对老辈资格、经验的遵从和认同。修学堂和祠堂的工程由白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修建资金由“在祠堂里敬香火的白鹿两姓人家,凭家当随意捐赠”,“剩下不够的由白嘉轩、鹿子霖两人分摊”。传统农业社会族长统一管理模式下,能够极有效地集中全族力量一起办关系全体村民的大事,修建学堂、祠堂方便村民的同时,也给族长白嘉轩的“业绩薄”上记下重重的一笔。

白鹿村原名侯家村(也有胡家村一说),后有一族长提出改名为白鹿村并同时决定换姓,族长老大一脉统归白姓,族长由长门白姓的子孙承袭下传,老二一脉统归鹿姓,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成为铁定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一直以来,村人对这一统治秩序的认同与服从可以说是绝对的,村人对族长白嘉轩的敬重与遵从很大一方面来源于天赋“族”权。为防白狼,白嘉轩敲鼓通知村人集资修补围墙,人们丢下手中的活计集中在祠堂里听族长调遣,围墙的成功修复有效阻遏白狼侵扰的同时,增加了村民的安全感,也使身为族长的白嘉轩的权威和号召力得以充分验证。当外来权力侵犯到白鹿村人的基本权利时,族长白嘉轩及时出现并想法设法维护本村人的权利。为反对新任县长史维华提出过于繁重的“印章税”,白嘉轩在向徐先生确认交农具不算“犯上”后,托徐先生写了三份“鸡毛传帖”,让鹿三黑间分别送到神禾村及贺家坊村,组织原上人四月初八汇集于三官庙到县里交农具,史县长被撤职,“印章税”随之取消,族长白嘉轩是起事人的消息也是人人心知肚明,尽管村人起事时白嘉轩因鹿子霖、岳维山阻拦未能领导村人交农具,但白嘉轩之后凭朱先生给张总督的信把被捕的起事人一一解救出来一举,仍得到村人的认可和颂扬。正是在一次次实用兼具远瞻性的实际事务的有效操作和坚决执行中,白嘉轩不断向村人证明了自己作为族长所应有的领导管理能力和先见意识,并以此在村人心中树立了难以撼动的绝对威信。

二、精神领袖作为白鹿村的族长,把村内大小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会让村人产生敬意,但要让村人心服,族长必然要有亲民、爱民、真正为民着想的情怀以及让村人钦佩的德行,白嘉轩与鹿子霖因买李家寡妇的地起了争执,甚至大打出手,在朱先生的“劝解诗”的调解下言归于好,不仅不再争地,反而自愿归还土地并周济给李家寡妇粮食和银元,白鹿村也因此被县上褒奖,获得“仁义白鹿村”的美名。村上闹瘟疫的时节,死后的田小娥通过自己的鬼魂借鹿三之口向村人道出了自己被害的真相,村人认为白鹿原上这场瘟疫是田小娥招来的,想顺从其要求,给田小娥修庙以期躲过瘟疫。白嘉轩力排众议,坚持不给田小娥修庙,而是在与朱先生达成共识后,回到村上在田小娥已经毁坏的破窑洞上建起了“六棱砖塔”。“六棱喻示着白鹿原东西南北和天上地下六个方位”,塔身东为太阳,西为月牙,取“日月正气”之意,塔身南北分别刻着取自白鹿原相传已久传说的两只白鹿,用集正气和白鹿灵气于一身的“六棱砖塔”成功镇压田小娥妖魂,此后瘟疫渐渐消除。坚持原则的白嘉轩以此在白鹿原上树立起不屈服于鬼魅、正直、有原则的精神榜样。

白鹿村村人之所以对族长敬重和服从,除了对族长的管理能力的认同,还在于关键时刻族长会惩治、挽救“失足”村民并自觉地建立、恢复和谐稳定的乡村秩序,保障村民生活的安定有序。闹革命时“整治”了田福贤的村人在革命结束后反过来被田福贤吊在戏楼上,白嘉轩自觉承担责任,他跪在全村人面前,为将受罚的族人“赔情受过”并提出让自己代替他们接受惩罚,鹿子霖和田福贤商量后答应既往不咎。田福贤向村人展示的是,以牙还牙,白嘉轩却向村人表明,身为族长要对全体族人负责并切身保护族人免受“不必要的伤害”,族人在此看到的是的族长白嘉轩的担当、责任、胸怀和气魄,这无疑是笼络人心的绝妙方法。一是复仇,一是宽恕,两种人格,两种性情,两种境界,对比鲜明地展现在村人面前。“交农”事件后,《乡约》条文有所松弛,村里出了赌鬼烟鬼,白嘉轩主持严酷惩罚的同时,让赌钱的赢家还了输家的钱,并提议把祠堂的存粮周济两个烟鬼,恩威并施,严惩又不忘施人以恩惠,自然收得人心。

白嘉轩在维护族人利益上立场坚定,而在惩罚违背自己处世原则的人上却毫不手软,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白孝文犯了错也坚持原则,“大义灭亲”成为白嘉轩在族人心中树立标杆、榜样的重要事件。

三、乡约族规——道德规范和“法律”效力乡约族规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里起着相当于当代法律条文的作用,对于处于动荡年代且法律条文极不易触及的白鹿村更是如此,它集对族人的最高的道德要求和最低刑罚底线为一体。传统儒家治理精神在《白鹿原》中集中地体现在朱先生拟定的《乡约》上,《乡约》内容包括三大块: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作为在慌乱年月无所适从人们的行为标准,由族长白嘉轩带领全村人学习并负责监督实施,每晚男人都来跟着徐先生诵读,回家再背给妻儿。有违反相关条文规定三次者,根据情节轻重处罚。《乡约》成为白鹿村自己的“村法”。自此,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白鹿原》中的《乡约》来源于宋朝蓝田人吕大临创作的《乡约》,吕大临曾从师于新儒学的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是关学的中坚之一。从《乡约》也足以看出吕大临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他自觉地将儒家道德规范和礼仪要求外化为乡人容易理解的《乡约》,在村人中传诵学习,渐渐使《乡约》从外在形式的条文规范内化为村人心理上的自觉言行参照,一代代传下去,沉淀为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部《乡约》“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乡约族规渗透到每个村每个家族的每一个人内心,是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黑娃砸碎的刻有《乡约》的石板拼接到一起再镶到墙上。白鹿两姓族人看见“断裂的碑石”,透出一种梦醒后的大彻大悟,碎裂石板的永久性存在不断提醒着人们,黑娃曾做的一件蠢事,却也是让白鹿村上人永远都记得的一件荒唐事,要想在这片土地上永久繁衍生存下去,还是要讲礼仪、懂廉耻,也警醒一代又一代不断出现在祠堂里祭拜先祖的后生以此为戒,勿再做这样的蠢事。“学为好人”的黑娃回乡拜祖,进入祠堂看到修复了的《乡约》一边无地自容,一边懊悔不已,并以自己曾经砸碎永远不能消除裂痕的《乡约》时时警醒。这便是教化潜移默化的力量,砸碎刻在石碑上的《乡约》容易,想要抹去这段无知轻狂的历史,消除《乡约》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文化记忆以及消解《乡约》教化下沉淀的深层文化心理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乡约》在白鹿原上相当于“土法典”,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遵守,对于违反相关条文规定三次者,族长白嘉轩将当着全族人施行刑罚。在《乡约》的条文规章指导下,族长白嘉轩先后惩治了白兴儿等几个赌徒烟鬼以及有伤风化的田小娥和狗蛋,干枣刺刷行刑的残酷场面让人触目惊心,行刑时所有村民被叫来观看就是要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刑罚在族人叩拜祖先——针对性诵读乡约族规——行刑的严谨流程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惩治田小娥和狗蛋的场面不仅残酷,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性。田小娥、狗蛋分别被皮带吊在槐树上,全族人在场的情况下,田小娥“只贴身穿着一件裹肚布,四个老男人执行惩罚,每两个对付一个,每人手里握着一把干酸枣棵子捆成的刺刷”,在白嘉轩眼里,田小娥和狗蛋分明不是作为人的存在,仅仅是两个活物,与动物没有区别,两人在白嘉轩眼里只是“肉体性”的存在。而被责罚人的躯体、羞耻心被强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给犯错者任何回旋的余地,田小娥和狗蛋的羞耻心可以被站在院子里观看行刑的人,包括白嘉轩在内的任何一个人理所应当地践踏,这种刑罚方式的“教育”结果,这种赤裸裸的让人的羞耻心无处遁逃的惩罚方式,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施刑人最初的预期惩罚效果——被惩罚者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并在透彻心扉、大彻大悟后,按照乡约族规的要求改善个人行为?答案在白嘉轩对儿子白孝文更严苛残忍的惩罚中可以窥见。

白孝文和田小娥的不轨行为被白嘉轩发现,“惩罚白孝文的举动又一次震撼了白鹿原”,上次的震撼当指惩罚田小娥和狗蛋无疑。白嘉轩面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原定的族长继承人的违背族规的行为绝不姑息,也表现出少有的“狠毒”——“冷着脸,心决如铁”,丝毫不理会众人的请求,为了维护白家“立家立身的纲纪”白嘉轩比上次打狗蛋还狠,甚至忘记了“每人只能打一下的戒律”。除了有“恨铁不成钢”的怒气,更因为白孝文族长继承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白孝文在承担更多的荣誉、更大权力的同时,也注定了当他触犯乡约族规被发现时,也必将承受更残酷、更坚决、更没有保留和回旋余地的处罚,白嘉轩惩罚的,是一个属于家族内部、权力系统内部而又背叛了整个家族和家族信仰,践踏了族长权威的人,所以其惩罚决心之大,惩罚力度之强可以想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孝文在被惩罚后不仅没有按众人期许走上正途,反而更加堕落,尤其是在饥荒时无奈向父亲借粮被拒绝后,白孝文内心最后一丝残留的廉耻心便荡然无存,自此,光明正大与田小娥在窑洞里“醉生梦死”,“不要脸”之后生理能力的回归更是对传统“礼义廉耻”文化的莫大讽刺,而以白嘉轩的惩罚方式为代表的严刑酷法不仅没有完成预期——让受惩处者改邪归正的效果,反而成为让人更加堕落的催化剂。

2016 年 4 月 29 日,作家陈忠实永远地离开了这片他深深热爱的土地,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也是陈忠实一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正如他所期待的——成为了“可以垫在棺材里的书”,自此,陈忠实实现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跨越。《白鹿原》是陈忠实自创作以来便一直执着于的文化思考的延续,这其中有对优秀儒家文化的敬意与崇拜,也有儒家文化是否真的能完成人类心灵的救赎的思考,同时也饱含了陈老对儒家文化没落的哀叹。作家陈忠实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永恒的。

著名学者范曾评价说,“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诚然,陈忠实以鸿篇巨制《白鹿原》寄托了一代作家在历史的动荡、时代的变迁中,对几千年来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持久性和不易察觉的隐秘性力量持续塑造着人们品格和价值取向的儒家文化的命运进行了对当今社会来说依然有益的反思,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朱先生的逝世以及文化皈依者黑娃的悲剧命运宣告了时代变幻中儒家文化的没落命运,朱先生对身后几十年时局的预测似乎又昭示了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文化的魅力似乎只是随着朱先生的离去暂时掩埋于地下。

儒家文化应如何转型以更加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将如何继承以让民族心理得以持续沉淀和延续,文化长河怎样疏浚以长流不息,滋养不止……这或许才是《白鹿原》留给我们的永恒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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