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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琳」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0-04-13 10:14

本文延续并发展斯特兰奇关于国家和市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入手,探讨霸权衰落问题。本文结论为,霸权国对于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平衡失败导致霸权衰落。当金融的市场逻辑超越国家逻辑,消耗霸权国国内权力资源或阻滞其生产,影响到霸权在国际上影响力的生成时,金融不是巩固而是侵蚀了霸权。

本文试图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入手,探讨霸权是否衰落、为什么衰落等问题。大多数的文献认为金融是霸权的坚实基础,而本文认为金融也可能有损于霸权,成为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金融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依照国家与市场的两种逻辑对霸权产生联动效应。按照霸权护持的目的进行推断,金融应该是受国家逻辑驱动的,要生产权力资源,维系影响力;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追求利益,遵循的却是市场逻辑。一旦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之间的相对稳定平衡被打破,金融就可能损害霸权稳定的国家权力基础,破坏权力的生产机制,乃至消耗霸权并导致其衰落。

全球化进程受挫在当今美国政坛表现尤为明显,反映出金融派与民粹派之间的博弈。那么美国金融派代表的金融因素与美国霸权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假设,在霸权护持的目的下,金融应该是国家逻辑为主,追求权力;而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遵循市场逻辑,追求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矛盾竞争关系,金融在市场驱动下可能损害霸权。通过关注二战后至特朗普当选这段时间内美国霸权的兴衰,本文探讨了国家与市场两种逻辑驱动下金融与霸权(衰落)之间的作用机制。

本文延续并发展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关于国家和市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图中,S为国家逻辑,M为市场逻辑,平衡两者颇具难度。如果天平向市场一端移动,国家对金融失控则意味着国家失去对权力生产方式的主导,可能丧失维持霸权的能力。

作为内生于美国霸权却不受国界约束的资本,金融既在国家逻辑下扮演了美国霸权塑造者的角色,又在市场逻辑下扮演了美国霸权瓦解者的角色。这一机制是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展开、共同决定霸权兴衰的。

为解释逻辑失衡,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假设:1. 在国内层面,当金融的市场逻辑高于国家逻辑,金融生产和放大国家权力资源的能力下降,随着霸权消耗,天平失衡,霸权衰落;2. 在国际层面,当金融的市场逻辑高于国家逻辑,金融减损了霸权影响力,随着霸权消耗,天平失衡,霸权衰落。

本文旨在探究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在梳理既有文献中对霸权讨论(“实力”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关注实力(权力资源)向影响力的转化,因此,对霸权的工作定义是“运用权力资源实现影响力的能力”。

从国内层面上看,金融具有放大权力资源的作用,若金融遵从国家逻辑推动生产、确保安全,就能够提升国力:在古代,金融作为权力生产机制主要是通过战争融资实现的。在现代社会,金融生产和放大权力资源的方式则更为多元,表现为支撑技术进步或为保障安全提供足够的融资;从国际层面上看,金融具有帮助霸权国维持影响力的作用:二战后霸权国依靠一套以系统中国家的信任作为合法性的制度体系,而金融作为一种基于信任的系统性因素,其总体稳定意味着公共产品供应和治理体系运转的可置信。

本文从国内物质和国际规范两个层面细分和充实斯特兰奇的分析框架:国内层面主要讨论金融对霸权中权力资源的作用,国际层面主要讨论金融对霸权中影响力转化的作用。金融之于霸权(衰落与否)的作用机制包括两方面:霸权国在国内能否对金融资本有效调控,使其投入生产部门,以及在国际上能否对金融力量进行驾驭,借助其维持等级秩序和霸权影响力。

本节着重阐释“a→d→S”情境与“a→d→M”情境,也就是金融遵从国家逻辑或市场逻辑与国内生产之间的互动。前者中,金融资本进入生产部门、产生乘数效应,充实霸权国的权力资源;后者中,金融资本跳离国内再分配问题、引致经济社会问题,消耗霸权国的权力资源。

这一对情境的最典型案例就是美洲金银。在美洲金银涌入欧洲大陆后,有的国家借之实现经济腾飞,有的国家却未能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反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表明,如果缺少对金融资本的管控,不仅无法实现权力的可持续性生产,还会危及本国经济安全。而经济金融化问题便是现代版的“美洲金银现象”,即金融资本偏好于市场逻辑,在利益驱动下进入非生产部门。

近四十余年来金融业占美国GDP比重大幅上升就展现出市场逻辑驱动金融力量的后续效应:首先,资本更少进入生产和技术部门,无法放大生产和权力;接着,挤压普通民众寻求就业的制造业领域,产生高失业率和拉大贫富差距,加之再分配能力不足,社会不平等现象更为凸显,从而动摇国内政局,消耗霸权国的国内权力基础。

此外,国家为避免金融资本外流,反而会间接地产生向普通工人转嫁税率的现象,这又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在市场逻辑驱动下,金融力量把逐利放在首位,把平复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放在次位。可见,霸权衰落的根源可以是内生的,在金融领域是否实现了国家逻辑相对于市场逻辑的相对优势是霸权兴衰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同与之配套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起形成霸权稳定的基础,但这是在霸权国达成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微妙平衡时才得以实现的。资本无限逐利很可能会打破这一平衡,消融霸权国经营的等级秩序或是动摇国际社会对霸权秩序的信心。

关于市场逻辑超越国家逻辑的前一种可能后果,主要是指霸权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位可能会被颠覆。但研究发现,尽管新兴国家相对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去等级化现象,但美国的霸权优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中美为例,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入中国没有彻底消除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差距。在这一点上,金融力量遵循市场逻辑也并未与国家逻辑严重冲突,因此导致霸权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

如今,霸权中的影响力往往表现为霸权国是否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债权人或融资来源,这是其信任来源,也是维持合法性的基础。按照“a→b→S”国家逻辑,霸权国需约束国际金融行为、确保系统稳定、维护自身信誉来护持霸权。而在“a→b→M”市场逻辑下,美元逐利会动摇霸权国支撑的国际货币体系。此外,霸权稳定的融资体系一直被滥用,表现为霸权国要求监管其他国家的金融状况,却不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美元过分贬值会使各国对其丧失信心而去诉诸更值得信赖的融资渠道,以多元货币而非单一美元为基础的IMF债券由此诞生。虽然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但这标志着基于信任的霸权影响力呈下降趋势。

本文的两个基本假设都被证实(“等级消融”的子项目存在被证伪的情况),霸权国对于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平衡失败导致霸权衰落。在国内层面,金融利益集团追求超级全球化,天平过度偏向市场一侧,经济高度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加之税收的二次分配能力下降,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被削弱;在国际层面,一方面,“超重”的市场逻辑之下不受约束的资本陷全球于系统性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也存在霸权国滥用制度红利、借助制度非中性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国家逻辑内部矛盾,从而导致治理赤字和信誉赤字,霸权影响力所依赖的置信空间下降。

当金融的市场逻辑超越国家逻辑,消耗霸权国国内权力资源或阻滞其生产,影响到霸权在国际上影响力的生成时,金融不是巩固而是侵蚀了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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